安全发展理念深入人心：“生命至上、安全第一”成为社会共识，重大工程安全风险评估实现制度化、刚性化。这一成就的根本保证在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了坚强的政治引领和组织保障，确保了国家安全发展战略方向不偏、资源集中、执行有力。

安全制度体系更加完善：《安全生产法》《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法律法规完成修订，“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全面强化。这体现了坚持法治思维与责任落实，通过法律法规的立改废释和权责清单的细化压实，构建了覆盖全域、贯穿全程的责任链条，推动治理方式向常态化、法治化、制度化转变。

安全支撑发展能力增强：通过严格安全标准，淘汰落后产能，倒逼产业升级，安全已成为推动产业结构优化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杠杆。这标志着安全从外部约束开始向发展的内生属性转变，为形成安全与发展的良性循环奠定了基础。

应急管理体制机制趋于统一高效：应急管理部门的组建初步解决职责交叉、资源分散问题，实现跨部门、跨层级的初步整合。这得益于坚持系统观念与统筹协调的核心策略，以整体性、协同性思维破解体制机制障碍，推动资源整合与信息共享。

公共安全风险覆盖面向全灾种、大安全：管理范畴从传统的生产安全、自然灾害、消防救援，扩展到公共安全、全域全灾种救援，以及生物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安全风险治理视野更加开阔。这标志着我国安全治理实现了从单一灾种应对向“全灾种、大安全”格局的战略转型。

应急救援能力迈向综合性、专业化：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主力军作用凸显，各类专业救援队伍和社会应急力量得到有效补充和协调。这体现了坚持社会共治的根本路径，通过广泛动员专业与社会力量，推动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安全治理共同体，夯实了应急救援的基层基础。

安全风险监测预警能力显著提升：在危化品、矿山、防汛防火等领域，广泛应用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建立了一批风险监测预警平台。这源于坚持科技赋能与智慧治理的关键支撑，推动现代信息技术与安全应急实践深度融合，实现了风险监测预警从“事后响应”向“事前感知”的转变。

事故隐患排查治理走向制度化、常态化：建立了全国性的风险普查和常态化隐患排查机制，推动企业建立双重预防机制，细化、完善了各行业、领域重大事故隐患认定标准。这是法治思维与责任落实在风险防控领域的具体体现，也是社会共治理念在企业层面的深化，推动治理环节向前端延伸。

安全风险源头治理不断加强：在城乡规划、产业布局中，更加注重安全风险评估，从源头上降低风险，推动安全风险防控关口前移。这标志着“事前预防”策略的深化落地，展现出系统性的治理思维，致力于从源头上构筑安全防线。

“本质安全”理念逐步树立：在化工、航天、核电等高危行业形成“设计优先、技术筑基、管理保障”的本质安全共识。这一理念的普及是科技赋能、智慧治理与系统观念共同作用的结果，推动安全防线从管理和应急向设计与技术前端根本性转移。

中国式本质安全模式初步探索：在重点行业与企业中，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结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经济体制的“中国式本质安全保障体系”创建，形成符合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本质安全实践路径与系统模型。这一探索是在党的全面领导下，运用系统观念和法治思维，对安全治理模式进行的创新性实践。

“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成效初显：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方案在“十四五”后期扎实推进，为“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智慧安全、善治安全、科学安全”奠定良好基础。该行动集中体现了责任落实、科技赋能和社会共治的协同发力，是针对安全深层次矛盾的治本之策，彰显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保障”转型的坚定决心。

到2035年，建成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相适应的“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安全与应急管理体系，实现“高水平安全能力、高质量安全发展、高效能应急保障”的有机统一，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奠定坚实基础。

构建高水平安全与应急能力体系：实现安全状况根本性好转，重特大事故得到有效遏制，核心安全能力指标（例如：公共安全十万人死亡率、工业安全亿元GDP事故死亡率、重特大事故发生频率、行业企业百万工时伤害频率、安全与应急管理投入指数、全社会应急响应时间、十万人安全应急专业人员配备率、应急预警系统覆盖率与公众知晓率、应急预案演练频率、灾后72小时核心功能恢复率、INFORM-综合应急指数等）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社会公众安全感显著提升。

形成高质量安全发展新格局：推动安全从外部约束转变为发展的内生属性与核心竞争力，形成安全与发展深度融合、互促共进的良性循环，实现安全质量引领下的可持续发展。（注：安全质量是指在发展过程中，安全所呈现出的内在效能和品质水准。它强调安全不再是外部的、被动遵守的约束，而是内生于技术、管理、文化等全要素之中，成为一种能够创造价值、驱动发展、提升竞争力的核心属性。）

建立高效能安全保障机制：基本实现安全与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具备高效能宏观风险防范能力与巨灾应对韧性，显著优化全社会安全治理的“成本—效益”结构，提升系统恢复与保障效能。

1. 推动人民“全生命周期”安全教育体系：将安全与应急教育融入国民教育体系，从基础教育阶段开始普及安全知识和应急技能，构建从小到老的“全生命周期”安全素养培育机制；在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中设置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相关通识课程。

2. 实施“全民安全素养提升”工程：利用新媒体、虚拟现实等技术，开展沉浸式、互动式公共安全教育与应急救援实战演练。

3. 建设“中国先进安全文化”氛围：强化“中华安全文化自信”，深入安全文化“五进”；开展星级评定与标杆选树，鼓励企业、单位、社区、学校争做“安全典型示范”。

4. 塑造“负责任的企业安全文化”：鼓励企业发布年度安全报告，将安全绩效与金融信贷、市场准入、税收优惠等政策挂钩，形成“安全即效益”的认知导向。

5. 建立常态化“党建融入、工会参与”机制：充分发挥党群工作在社会治理、企业管理、社区和单位工作中的优势，建立起系统化、常态化的党建深度融入安全建设、工会广泛参与安全治理的机制。

1. 健全“大安全大应急”法律标准体系：系统梳理并修订各行业领域安全标准，消除公共安全领域标准冲突和空白。

2. 完善“全链条”责任机制：推动企业、社区、社会单位主体责任从“被动合规”向“主动创安”转变；探索建立政府行业、领域主管部门的‘安全监管效能评估’机制。

3. 创新监管执法模式：全面推行基于风险的“差异化、精准化”监管；大力推广“工业互联网+安全生产”“大数据+安全监管” “人工智能+应急管理”等非现场监管模式，提升安全生产、应急管理执法效能。

1. 建设国家“风险智慧大脑”：整合各部门、各行业、各区域的风险数据，构建国家级全域覆盖、实时感知的风险监测预警平台，实现跨领域风险的综合研判与联动预警。

2. 推动“主动保障型”城市与社区建设：将韧性城市理念深度融入城市规划、建设与更新全过程；对城市生命线工程、人员密集场所等进行全面安全韧性评估与改造；推广社区风险地图和家庭应急计划。

3. 强化巨灾风险研究和应对准备：设立国家级巨灾风险研究中心，针对极端天气、特大洪涝、复合型灾害等开展前瞻性研究；优化巨灾保险制度，建立多元化的风险分担机制。

1. 构建“空地水一体化”应急救援网络：加强航空应急救援体系建设，布局区域性应急救援中心和物资储备库；发展专业化、模块化的重型、轻型救援队，具备同时应对多起重大灾害的能力。

2. 推进应急管理“数字化战役”模式：建设一体化应急指挥通信网络，确保极端情况下“断不乱、联得上”；利用数字孪生技术，开展灾害情景模拟和智能推演，优化救援方案。

3. 健全社会力量和市场机制参与渠道：建立社会应急力量登记、调用、补偿和保险制度；大力发展安全与应急产业，鼓励科技创新和装备研发。

1. 保障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安全”：前瞻性研究人工智能、生物制造、深海空天等前沿科技带来的新型风险，并制定相应的安全准则和监管框架。

2. 服务“双循环”的供应链安全：加强对关键产业链、供应链的风险评估和韧性建设，确保在突发事件下核心产业不停摆、不断链。

3. 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气候安全”挑战：将气候变化风险全面纳入国土空间规划、能源结构和基础设施建设决策中，增强经济社会系统的气候适应能力。

1. 树立“全面本质安全思想理念”：从设备、技术的本质安全认知，延伸至系统、组织、城市与区域全要素、全领域的本质安全。

2. 探索“中国式本质安全保障模式”：开展本质安全城市、本质安全行业、本质安全企业的建设试点。

3. 深化“公共安全治本攻坚”：在“十四五”行业、领域三年治本攻坚的基础上，推动治理重心向中小企业、社区基层、企业作业现场延伸。